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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说《卡萨布兰卡》

发布时间:2018-08-17

  现已九十高龄的朱曾汶先生是个奇人,他1945年大学毕业后在华纳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宣传工作。1951年美国电影全面退出中国市场后,他拒绝像有些同行一样到电影院做售票、收票之类的工作,也放弃了公务员职业,一直保持自由职业者的身份,从事翻译工作。其中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校订了《杰斐逊选集》《林肯选集》《潘恩选集》《政治中的人性》《自由主义》《美国政治与政府》等十七部学术名著,被称为商务印书馆历史上“译书最多,贡献最大”的一位译者。虽然朱先生早已不再从事电影工作,但是在他的记忆中,自己很幸运地赶上了好莱坞电影最鼎盛的时期。

  朱曾汶:我进华纳公司时,个人感觉是好莱坞电影引进的最黄金时期。当时是1945年8月份,我大学刚刚毕业,在《字林西报》上看到华纳公司要招考一名宣传助理,就马上去应征了,中间没啥耽搁。

  当时的考法是,上午在小放映室里看一部华纳的青春音乐片,下午根据看的这部电影来写一则中文说明书,介绍它的故事。那时我刚刚从学校出来,英文是有一定的水平,但实事求是讲,终究跟外国人接触得少,所以要完全听懂电影的对白办不到。这时候就凭自己的小聪明,把文章写得十分华丽,细节的东西不写,只介绍大概的剧情。当时跟我竞争的人也不是很多,所以第二天就叫我去报到了。

  在华纳的工作是繁重然而多彩的。要写说明书,翻译片上字幕,订宣传计划。有时候也会搞一些宣传活动。如彼得·劳雷主演的一部恐怖片上映时,我们于深夜十二点在卡尔登电影院为单独一位观众放映该片,以测试其恐怖强度,实际上这部电影完全够不上“恐怖”标准,影院方面硬要把它列为恐怖片,以招揽观众。威廉·鲍威尔主演的Life with Father(《天伦乐》)上映时,我们就搞了个活动,谁家生的小孩最多,就可以得奖。因为电影里的主角有好几个小孩,所以叫《天伦乐》。我记得最后获奖者是一个做律师的,他有十一个子女,得了奖金大概是两千块。他马上把这笔钱捐给了一个家庭困难的同事。其实也就是为了宣传电影。

  引进美国电影,宣传最吃重的一项工作要算译片名。片名与影片卖座有直接关系,因此影片方和影院方对它都十分重视。那时的影片译名不像今天那样根据原名直译即可,字数再多也无妨,而是偏重四个字头的,要典雅大方,有文艺味儿。如《马革裹尸》《鸳梦重温》《翠堤春晓》等等。片名一般由片方译出,再由院方一个专门机构审定,认为不满意就推翻重来,决定权在院方。我最得意的一个译名是前美国总统、当时的华纳英俊小生罗纳德·里根主演的《金石盟》,既契合原名 Kings Row 的读音,又刻画出片中一对青年男女的坚贞爱情。我最失意的一个译名是英格丽·褒曼主演的Casablanca ,我主张依原文直译《卡萨布兰卡》,但院方认为没有生意经,坚持要译作相当俗气的《北非谍影》。

  好莱坞电影在1949年之后,改革开放前,在大陆基本消失殆尽,被认为是反映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,您对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怎么评价?

  朱曾汶:我在华纳工作六年期间,看过无数好莱坞电影。觉得当时引进的美国片子是最精华的片子,不知道你们对那些老片子是否熟悉。比如《蝴蝶梦》《美人计》《青山翠谷》《乱世佳人》《魂断蓝桥》《战地钟声》《深闺疑云》《寂寞芳心》《一夜风流》《鸳梦重温》……我可以一口气背一大串,全是百看不厌的片子。当时那些电影演员全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。像贾莱·古柏、克拉克·盖博、亨弗莱·鲍嘉,格里高利·派克、查尔斯·劳顿,那时最红的女影星是蓓蒂·戴维斯、琼·克劳馥、葛丽亚·嘉逊、凯瑟琳·赫本等等。现在那些电影演员,我一个都不知道,因为自从我离开华纳公司后,就发誓永远不再搞这些东西了。

  以前搞好莱坞电影就好像犯了罪抬不起头,现在时代不同了。去年《人民日报》要闻版刊登了一篇的文章,说他为了帮助弄清年轻时喜爱的一支美国电影歌曲《月光和影子》的词曲,特地请了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歌剧院几位教授,还有几位著名歌唱家,共同调查研究,经过不懈努力,终于完成了任务。领导过咱们国家的人尚且直言不讳他年轻时的所爱,我们小小老百姓还有什么好顾忌、好自责的呢?我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,当时的美国电影就是好看,当时的美国电影歌曲就是好听!像《金发中的银丝》这支歌,我和我太太结婚六十三年了,直到今天还在哼唱。

  不说好莱坞吧,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把旧社会的上海咖啡店拍得乌烟瘴气,一些戴鸭舌帽的人在里面胡作非为,白刀子进,红刀子出,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。电视剧里的旧上海女士穿的旗袍的衩几乎开到腰间,也是瞎三话四,那时旗袍的衩最高才超过膝盖一点点。

  那时候大部分观众对好莱坞电影都感兴趣吗?相比国产电影,好莱坞电影是不是占很大的优势?

  朱曾汶:1945年的上海,因为之前八年抗战期间,特别是1941年以后,上海成为孤岛,片源断掉了,电影没有了。电影公司恢复以后,把过去一段时间的精华全都拿来了。几家公司一共进了一千多部影片。当时美国八大影片公司全部在上海开业,其中有三家公司在虎丘路光陆大楼办公:二十世纪福克斯、派拉蒙和华纳,前两家在二楼,华纳在三楼。

  八大公司里,要数米高梅的片子赚的钱最多。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,电影应该是最红火的时期,是最高潮,而那时的美国电影也是最干净的。华纳公司拍了很多文艺片,没有黄色、凶杀什么的。当时美国的《海斯法典》(Hays Code)里边,对男女演员接吻时间持续几秒钟,对女演员裙子的尺寸长短都有规定。1960年代,禁令撤销,影片公司没了约束,才变得有点“不干净”了,但仍要视影片商及影片而定,并非每部电影都是这样的。当时电影也有分级制度的,只是不怎么严格。

  1945年以后,国产电影有,但很少,电影市场基本上被好莱坞影片占领,所以这也是它后来成为攻击目标的原因之一。那也是没有办法,一对比,美国电影是好看呀。我太太张芝那时在电台做播音员,播的popular song ,大都是电影插曲,都是当时的电影观众来信来电话点播的。

  现在的事我们真叫看不懂了。以前大光明电影院,一个厅一千八百多个座位,国泰一千个,戏院越大,座位越多,号召力也越大,因此大光明一直雄踞行业之首。现在造的电影院,几十个人一个小厅,电影艺术怎么能扩大呢?所以因之而产生的,全是那种大片,要么是什么片,来刺激你的感官,而不是真正拿电影来打动你。我们那时候看电影,比如看葛丽亚·嘉逊的《鸳梦重温》(Random Harvest),看《魂断蓝桥》(Waterloo Bridge),根本不用像现在这样去考量什么价值观,而纯粹是从个人的兴趣、爱好去看,看它的艺术,看它的演员、导演等等。

  朱曾汶:当时政府有检查小组的,他们倒不是检查黄色,主要是检查政治倾向。电影公司也有自己内部的检查。当时有一个团体,是美商影片公司的协会,就是当时八大影片公司的协会。这个团体内部自己会检查,主要是检查黄色的东西,其实也没什么黄色,跳草裙舞有什么黄色?

  作为电影公司的宣传经理,在电影放映期间,您要经常与电影院打交道的吧?您的活动费用怎么解决?

  朱曾汶:我联系的电影院多了,国泰、大光明是我常驻的。每次一部新片开映,我作为宣传部经理,要去搜集影迷对影片的反响,还有卖座的情况。因为片子要安排档期,电影公司跟电影院之间最激烈的争论就是配给时间,要讨价还价。我们希望档期长一些。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的,比如说《卡萨布兰卡》,这部电影在美国是很轰动的,我们大概是在1948年放映的。当时的卖座情况并不怎么样,最后还要抽掉(提前下线)。为什么呢?当时不像现在有电视,国际知识不普及,普通老百姓对片中的摩洛哥这种小国和它的历史根本搞不清。对国际大形势不清楚,男女主角怎么会走到一起也不清楚。再加上片上的字幕不像现在,当时的效果是蛮差的。我们当时的字幕,是刻好字用药水腐蚀出来的,放出来的效果是反光的,一闪一闪,看不清楚。所以观众看不懂,又听不懂。

  译意风在当时也要看影院的,不是每个影院都有。但是译意风的效果很差,杂音多,声音刺耳,而且和原有英语对白混杂在一起,有很多人拿了都放在一边不戴。译意风应该说是失败的。

  我进华纳公司的时候,工作是写说明书。当时我做了点改革,以前传统的说明书是以文言为主的,我进去以后,就坚决不要文言,要白话,而且要写得漂亮。这些东西我过去曾经保留过一些,“文革”当中全部毁掉了。

  1949年1月,八大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员工为增加薪资,有过静坐活动,我自己也参加了。那时候物价飞涨,工资加得慢,那以后工资加得就快了。我当时是拿周薪。因为我是做宣传工作的,工作性质比较特殊,有宣传费,在外面所有的宣传工作和活动的费用,全可以报销,填一下表格,一个礼拜当中的开销就开给你了。

  所以,在外面的开销,包括吃饭喝咖啡之类,基本上全可以报销。我到所有有工作关系的电影院看电影,只要在票根上签个字,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去,当时只有我和另一个华人经理有这个“特权”。所以那时候电影是看得很多的,比如说我经常到大光明看免费电影,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舒服。美国人有他的一套东西,他知道你,但不会来干涉你,只要看你的工作效果就可以。

  站在电影院门口,为正好来看电影的熟人签票放行,是我当时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但那时也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一次,我在南京电影院门口,遇到一个在记者招待会上认识不久的报人,和他新交的女朋友一同来看电影。我硬是把他手里的票退掉,另外签了两张花楼票给他,他们拿了票子高高兴兴地进去了。不料几天之后,他给我打来电话,说他女友跟他闹别扭,原来那天他买的是楼下前排最便宜的票子,而花楼票是最贵的,女友说他小气,差点不跟他好了。

  您当时还创办了一本电影杂志《水银灯》,介绍好莱坞电影,能谈谈这本杂志的情况吗?

  朱曾汶:在看电影的同时,我还以麦黛玲这个笔名,写过很多评介好莱坞电影的文章,散见于当时上海各大报刊。由于从最新的美国电影杂志及《综艺》等专业刊物取材,材料新,面广,密切配合市场需要,因此颇受读者欢迎。我之所以用麦黛玲这个女性化的笔名,无非是借英文My Darling 的谐音表示电影是我的至爱。

  1948年年底,我创办和主编了一本电影刊物《水银灯》,以评述好莱坞电影为主,兼及苏联和英国电影。创刊号封面是英格丽·褒曼,我们用黑色套印,衬托出这位惊世女星典雅高贵的气质,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还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《英格丽·褒曼,我们爱你》的文章,把她捧上了天。改革开放后,美国电影重新进入,我忘了无情岁月对我们每个人容颜的摧残,兴冲冲地去看她演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啊,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就是我们当年为之神魂颠倒的亮丽女星吗?真后悔不该去看这部片子,让她永远在我脑子里保持青春的形象该有多好啊!

  《水银灯》的作者方面,是当时的最强阵容,董乐山、马博良、李君维、徐汝椿、陈良廷、伯奋、朱雷、朱定西以及女作家施济美、著名报人姚苏凤、电影导演张骏祥等,都给杂志写稿。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,与外国影片公司及通讯社的密切联系,《水银灯》的影讯以快捷为特色,如1948年第二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于1949年3月26日在美国揭晓,《水银灯》在四天后的3月30日就推出了金像奖专号,结合主要获奖者作了专题报道。在今天,消息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传遍全球,但是在六十年前,这个速度是很不容易了。

  《水银灯》在众多电影刊物中脱颖而出,广受读者欢迎。由于当时纸币贬值,我们坚持以银元付稿费,每篇一元至五元不等,已竭尽我们最大的财力了。但是,由于通货膨胀太厉害,白报纸价格暴涨,在出了九期之后,终于支撑不住,忍痛宣告停刊。■